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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的難民

1937年12月13日，一個人類史上黑色的日子，日本侵略軍攻陷了南京，開始對手無寸鐵的百姓和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開始了野蠻的殺戮、搶掠，女性在這期間遭受了駭人聽聞的性暴力，蒙受了巨大的戰爭苦難，這些已經永遠地銘刻在歷史上了。

但人們是否知道：在1937年的血色冬天，南京女性的真實感受？她們是否就像等待宰割的羔羊？在無情的戰爭機器碾來之時，有沒有哪怕是最微弱的抗爭？值得慶幸的是，在留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性文字記錄中，有兩位了不起的女性--美國的魏特琳教授和中國的程瑞芳--用日記記錄下在女性曾經面對的最野蠻暴力侵害，以及她們對生命的感悟，她們的戰爭觀和民族觀，也記下在這一期間聚集于金女大難民所的女性們曾經如何互救于自救。

1946年4月8日，71歲的程瑞芳親赴日本，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區的親歷親見，控訴日軍在中國南京所犯下的種種暴行。

女性們并非沒有反抗，只是她們個人纖細的力量難以和集團式獸行相抗衡。當年只有14歲的屈慎行老人曾和媽媽、嬸嬸等一起在金女大避禍，她回憶道：“日本兵進城的第二天晚上，有幾個日本兵到金女大拖女人，女人的哭喊聲持續了一兩個小時，當時許多在門口和走廊里的年輕婦女被拖走。過了幾天，有20幾位維持會人員來金女大，尋找以前做過妓女和做過招待的婦女，他們在學校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尋找，目的是想把她們拖到外面去參加組織慰安所，很多人不愿意去，都是被拉著走的。她們是被卡車拉走的。這些女子大都反抗不肯去，高喊救命，但是在卡車上有人拉，下面有人往上推……”逃跑，也是一種反抗，魏特琳日記中也記錄一些姑娘如何機智地逃離日本兵的魔爪，逃到金女大校園來。還有更激烈的抗暴，魏特琳日記中，曾紀錄一位何先生因為不愿太太和女兒受辱，殺死了日本兵，一家人逃亡。

日本士兵在金女大的性暴力大量是分散發生的。有時一個，有時二三人，不分白天夜晚，有時就在金女大校園直接施暴。魏特琳所能做的，是利用自己中立國國民的身份不停地驅趕和一次次到日本領事館抗議。程瑞芳陪伴著華小姐，在12月15日的日記里，她記道：“昨晚華（小姐）、我坐到十二點鐘才睡，怕有兵來，”。12月19日：“晚上還是有兵進來，到五百號客廳許多人之中強奸。今日白天有兩兵到五百號，房門口站一兵，里面一兵叫別人出去，留下一年輕女子強奸。華小姐正在雞子處，因有兵要雞子，若是不為雞子，華小姐早到，此女不會受害了，等華小姐到此遲了。說到這里，我不能不流淚，你們想想苦不苦，華（小姐）要忙死了，累死了。因為一日來數次，又不是一兩個兵，大半五六個，兩個在這里，兩個在那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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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的日記里，也多次記述了這樣的抗爭生活，如：“整個上午都奔波于出現日本兵的大門口，小門、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飯和午飯也跑了一兩次。數天來，沒有一頓飯不被跑來的工人打斷：'華小姐，三個日本兵進了科學樓……'”“上午其余時間，我都用來把一批又一批的日本士兵趕走，從校園的這邊跑到校園的那邊。我去南山三次，然后又到校園的后面，接著又被急呼到教工樓，據說已有兩名日本兵上了樓。我趕到教工樓，看到一個家伙站在538號房間門口，另一個家伙正在強奸一個姑娘。我的出現和手里那封日本大使館的信，使他們慌忙逃走。”（幾乎每天魏特琳都在奔跑救急中度過，許多天她們都是和衣而眠，準備隨時應付突發事件，但仍然防不勝防。白天因為有魏特琳把守學校大門，盡管日本兵對她心存仇恨（包括打她耳光以泄憤），但畢竟還是有所顧忌。于是日本兵改變做法，晚間爬墻進金女大“摸彩”，他們把到金女大強奸婦女稱為“摸彩”。

目睹日軍對自己同胞的暴行，程瑞芳無比悲憤，她在日記寫道： “這些（日本兵）猖狂極了，無所不為，要殺人就殺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親有六十多歲，一連三個兵用過，女兒四十多歲，兩個兵用過，都是寡居，簡直沒有人道。” “今日又來了許多難民……他們想這里有憲兵保護，其實憲兵還是將姑娘拖在院子里奸，不是人，是畜牲，不管什么地方。“今日有一姑娘抬來，不能走回，受了幾個兵的糟踏〔蹋〕，肚子脹，現在用法子，或者明天送她到醫院去。將來南京的雜種還不少呢，可恨!可恨!”

然而，為淪陷區婦女提供救助的，不僅僅是魏特琳一人，許多中外婦女伸出援助的手，一些零星的救助款，不斷寄來（包括那作為小額貸款的50美元），中國婦女之間也沒有停止相互救助，如金女大的青年教師布蘭奇（鄔靜怡），林彌勵為建議成立難民班婦女互助的合作組織--“金陵婦女互助會”，都提供了資金。良知與正義，善良與智慧在濃得化不開的血腥中，像星星點點的野花悄悄地開放。金女大的中國員工和外籍教師一道，為難民所的姐妹和孩子們獻上了自己的愛心，上演了一出救助與自救的動人活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