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高科技制造企業,尤其是在價值鏈上游的“五基”領域(即基礎零配件、基礎材料、基礎工藝、基礎設備、基礎軟件)和西方發達國家有一定的差距。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趙剛則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科技創新的能力還不夠強,特別是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還缺少重大突破,原創能力、特別是從零到一的技術,還掌握得太少。在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強調到: 強化創新引領,穩定產業鏈與供應鏈。然而,中國企業普遍改良式微創新 (做迭代,做升級比較強),而突破式創新能力異常薄弱。此外,中國企業大多還處在供應鏈中低端,對全球供應鏈定義能力較弱。行業龍頭企業(例如通訊領域的華為,無人機領域大疆,PC領域的聯想,智能家電的創維等)在全球供應鏈中較強的主導能力顯得彌足珍貴。
那么,當全球供應鏈的韌性急需提升時。到底需要怎么做?
第一,對于一家國際化企業來說,可以將全球供應鏈的國際板塊和國內板塊視為外循環系統和內循環系統。如圖所示,企業動態能力(探索式動態能力和應用式動態能力)是協同促進內外“雙循環”良性互動的強大助力。探索式動態能力(以“自外而內”為代表)敏感洞察國際趨勢,深度診斷競爭變化,以此促進內部重大變革。應用式動態能力(以“自內而外”為代表)可以整合國內資源,以此開拓新的海外業務。因此,國際化企業需要強勁的動態能力打通內外循環互動的關節,助力中國國際化企業取得“雙循環”良性互動。
圖片來源:《清華管理評論》2021年5月刊
在之前,我們在《清華管理評論》關于雙循環的文章中列舉了復興集團的案例。郭廣昌作為集團董事長,對“雙循環”有如下看法,他認為,(1)全球合作勢在必行,外循環至關重要;(2)參與外循環,首先需要做大內循環;(3)雙循環下復星通過國際合作研發,提高中國在關鍵技術的全球話語權。
復興醫藥是復興集團的旗下企業,在疫情期間通過合作與德國復星醫藥和德國BioNtech公司合作開展針對新冠的mRNA疫苗的研發。目前,這項技術處于全球疫苗研發的第一梯隊。隨著海外疫情的日益嚴重,復星醫藥又把國內的醫療物資和核酸檢測試劑帶到全球來支持其他國家。這樣雙循環合作共贏的模式來提高全球供應鏈韌性。
此外,聯想集團作為一家中國老牌的高科技制造企業,可以說是運行“雙循環”的一個典型代表。對于“外循環”方面,聯想通過充分發揮全球布局、卓越運營等優勢和經驗深度融入全球產業鏈體系,帶動更多產業鏈供應鏈上的企業伙伴融入全球供應鏈,塑造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對于“內循環”方面,依賴其龍頭帶動作用,持續培育生態圈中的專精特新企業和其他創新型的中小企業。對于如何才能提升其全球供應鏈韌性,我們提出原創性建議:“自內而外”整合國內資源,以此開拓新的海外業務。“自外而內”敏感洞察國際趨勢,深度診斷競爭變化,以此促進內部重大變革。打通內外循環互動的關節,這樣助力中國國際化企業取得“雙循環”良性互動,從而提升其全球供應鏈的韌性。
第二,需要以陰陽平衡的思路改善供應鏈生態系統結構。和傳統西方哲學提倡的“非此即彼”邏輯不同,陰陽平衡的思路體現了中國道家思想,陰陽元素既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體現了萬物間的相生相克。如圖,麥肯錫的研究報告將聯想和戴爾兩家進行對比。此圖表示即使是在同一行業內,企業也可能在如何構建其供應生態系統方面做出差別很大的決定,且各有其風險。戴爾的供應鏈生態系統更聚集,意味著更容易遇到障礙。聯想的供應鏈生態系統更深層,意味著可見度更低。所以,我們認為在構建供應鏈生態系統從思維方式就需要徹底改變。和西方亞里士多德“非此即彼”的哲學邏輯不同,我們更認為陰陽平衡的思維方式打造的全球供應鏈更具韌性。
圖片來源: 麥肯錫2020年9月《全球價值鏈的風險、韌性和再平衡》
第三,數字化(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等)可以快速找到全球供應鏈中的潛在風險、發展瓶頸和欠佳表現,從而提升供應鏈韌性。數字化技術對高科技制造企業節能減排,提高效率有明顯作用。就拿聯想為例,數字化技術改善其工藝流程、優化供應鏈環節,將印刷電路板組裝工藝的能耗和碳排放量減少35%。在閉環質量管理方面,聯寶工廠實現了提前24小時精準預測貨物到港信息,自動生成檢驗報告以及閉環聯動管理,減少了來料檢驗的時間,入庫效率提升了50%。可見,中國要構建強大的數字供應鏈和數據算力安全體系,必須培養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和充足實力的算力設備行業龍頭企業,通過這些龍頭企業來“保鏈”。
第四,中國需要加強價值鏈上游“五基”領域的“補鏈”。“五基”是中國產業體系的短板與軟肋,尤其是“五基”的高端部分。這正是最近提倡“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的原因所在。位處價值鏈下游的所謂鏈主企業(即大龍頭企業),需要與處于價值鏈上游的“專精特新”企業(即“五基”領域的小龍頭企業)開展密切合作,共同組建強有力的全價值鏈。
需要指出,“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產業集群與產業生態的有力賦能,而中國產業集群的未來發展同樣需要“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的有效參與。這樣的產業集群與中國目前各式各樣園區均有很大不同。
具體而言,中國園區與西方國家園區區別巨大。中國園區的核心特征是由政府主導,是自上而下、通過招商引資方式構建而成的,因此一般園區都是內部高度多元化,由多個彼此不相關的產業無序存在。這是中國絕大多數園區的基本特色。
然而,以上特色導致絕大多數中國園區違背產業集群的基本定義,即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產業集群成員企業彼此高度相互依賴,因此在地理空間上大量集聚,包括縱向供應鏈關系(常常以大龍頭企業與小龍頭企業首尾呼應而成)與橫向同類產品供應商關系(基本由小龍頭企業構成)。換言之,產業集群具有兩大特征:一是地理聚集,二是產業聚集。
與中國園區不同,西方國家園區的核心特征是市場自下而上自然產生,以企業自組織方式構建而成的,因此一般園區都是內部高度聚焦一個主導產業。換言之,西方國家園區是以產業集群模式組建的。
此外,中國也有自下而上自然產生的產業集群,例如義烏的小商品集群。然而,這些產業集群具有高度同質化的特征(其原因正是彼此模仿,缺乏創新,因此無法差異化),因而導致惡性競爭,陷入惡性循環的“紅海競爭”之中。
因此,中國園區需要轉型,首先轉型成為產業集群,其次進一步轉型成為高度異質化的產業集群,即以“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為產業集群的主體,因而能夠以高價值為競爭手段開展良性循環“藍海競合”,超越“藍海競爭”理念。
聯想合肥產業基地是大龍頭企業構建縱向供應鏈產業集群的例子。作為聯想集團全球最大的PC研發和制造基地,其鼓勵上下游供應商伙伴在產業基地周邊設廠、擴大投資,形成了一個“4小時產業圈”。供應商的配套服務在4小時車程以內,且配合供應鏈各個環節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管理,聯想合肥產業基地能夠在接到全球訂單的4小時內從原材料倉庫調取2000多類零配件,并進行自動分揀、運送至電腦主板生產車間。以產業集群為基礎,聯想集團帶動了一大批中小型供應商、經銷商共同成長,其超過兩百家供應商和六萬家渠道伙伴都是中小企業,其中“專精特新”企業35家,單項冠軍企業15家,以及單項產品冠軍7家。
橫向同類產品供應商組成的產業集群在歐洲比比皆是。例如,意大利北部米蘭地區存在許多制造業零配件(諸如建筑機械設備必需的液壓泵等)同類供應商的集群。然而,這些產業集群內部企業采取產品高度差異化的戰略,專注同類產品的不同應用場景,不僅以此避免惡性競爭(例如價格戰),而且以此開展彼此良性合作(例如合作研發、合作生產、合作營銷等。因此,這些產業集群內部的合作遠遠大于競爭,可以分享一個共同的集群賦能平臺,包括技術平臺、生產平臺、銷售平臺等,尤其是將這些平臺與數據平臺整合在一起。這其實才是所謂“產業大腦”的真正體現。為此,我們建議將“產業大腦”改成“產業集群大腦”,因為“產業大腦”概念缺乏明確的地理聚集含義 (因此超越地方政府的權責利范圍),同時也缺乏產業聚集含義(因此難以避免大龍頭企業作為鏈主壟斷各自供應鏈數據的“軍閥割據”格局);與“產業大腦”不同,“產業集群大腦”以產業集群為基礎,因此為共享數據平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總之,與大龍頭鏈主的“保鏈”作用相輔相成,“專精特新”小龍頭企業可以通過“補鏈”來提高供應鏈韌性,尤其是與差異化產業集群融合之后更加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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